在为学的路途上，不艰苦就不会有收获，这恐怕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。顺着这么一条思路，我不免回忆起很多的事情来。
在走上史学道路以前，我走过一段文学和语言的路子。除创作外，主要搞翻译。那时十八九岁，刚考进大学。可是家里穷，母亲带我去见族长，想从祭田上拨一点余款，遭到了回绝。只好靠投稿子，得一点稿费。有三年光景，经常在西文阅览室里抢译新到报刊中的诗、散文和小说。有时字典也忘记带，把一时不懂的，记录在活页本的角上。三年过去了，有了一点收获，就是不管多么不好懂的句或段，眼睛一扫，可以“目无全牛”，象拆卸钟表零件样把它拆开，然后用汉语习惯再把它装配起来。这点收获保持到老，可以说得上是“幼功”。
转到史学上来，已是二十三、四岁的事情了。谁领我进来的?说来有意思，是全祖望和他的《鳍琦亭集》。这也就是蔡尚思先生所说的“死老师”。全祖望写的《张苍水墓志铭》一下子把我迷住了，我用恭笔小楷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，并且朱墨斑剥地连点带圈加批，经常能背诵。我太佩服这篇文章了。后来，把傅青主、顾炎武、李二曲的传记篇章一一读下去，越读越有味，连他那篇骂毛奇龄的文章，我也爱不释手。于是我慨然地对自己说，学历史有多么好哇。
这仅仅是意愿。只有意愿而没有具体措施，那将是“夜里千条路，天明卖豆腐。”我的措施是找一个人物，做一部年谱试试。我找的是王宏撰(山史)。为什么找他?顾炎武晚年留居北方，这是什么缘故，值得追一追。他在山、陕的朋友很多，“三李”已有年谱(见《关中丛书》)，这“一王”岂不是可以弥补的缺门?当时我恰好居家关中，学生家长倒也颇有几家是藏书的，或者是有买到某些不易购置的书的门径的，于是我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，网罗关中文献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就干起来了。
当时正在抗战，工资折半。在中学里，每周三十二小时课是经常的，再带个级任，要看大仿和日记。记得夜八九时以后，把初生未满周岁的长女(她现在40岁了)安放在夫妻二人中间，妈妈哺过乳放好尿布，然后我就时迁一样爬起来，展开通宵的工作。先把灯碗里多加油，多加一根捻子，然后在捕鼠机上夹上油饼子的碎块，这才坐下来。约莫婴儿把过第二遍尿，老鼠夹打着第三只老鼠的时候，天光就快要亮了。这才蒙住头睡一会儿，还要赶早晨的升旗。
这不能不算艰苦了。《年谱》写成，我并未得到什么名和利，可是我学到了一点基本功。从此，我懂得了如何从书中摘出材料，如何按一定的逻辑划分原则把材料分门别类系到一起，成为一套足以说明间题的东西。假如进一步从史料上获致了观点，那么就用“按”语加写进去。我就学到了这些事情，而且终生受用不尽。
上面，我谈到“死老师”。现在，我想说说活老师。我认为，受师之诲，不一定他在台上讲、我在底下记。也不一定要三年五载。有时，那样的老师不一定起作用。我很感兴趣于东汉郑玄和马融的故事，郑跟马当学生，三年不得见，只召见一次，马融就说，“郑生此去，吾道东矣”。地方志书甚至捏造情节，说马融遣刺客拟杀郑玄于桥下。这是为什么?这是说，教的要教到点子上，学的要学到点子上。时间不需很长，听君一席话，可以胜读十年书嘛。举两个例。我经常说，我平生受益于两位先生最深，一是河南嵇文甫先生，一是山东王献唐先生，前者领我走了一段“宋学”(哲学史、思想史)路子，后者领我走了一段“汉学”(考据学、文献学)路子。但我和两位先生接触，每位不过一年。快三十岁，我初进河南大学，嵇先生把他教了多年的《明清思想史》课给我教，这寓有爱护与锻炼之意。我经常从和他接触的“謦咳之微”中，受到启发。凡是他谈到某一学派、某一学人、某一书之为我所未知者，河南大学藏书非少，我即刻去翻。这就等于他带着我跑步，跑了一年，我就感到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脚脖的水里的话，那么，一年过后我已经泡到齐腰的水里了。这就是进步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“涵”和“泳”。我三十二、三岁时，济南解放了，我算个入城的小千部。白天做各界代表会工作和工会工作，跑跑腿，当小秘书。可是一有空闲，我就跑到四里山下王献唐先生家里去。他是我的乡先辈，和我算“忘年交”。而且我们老少之交，不仅“谑”，而且“虐”。例如我说，“您象蒯通”;又说“您的模样很象韩熙载，只是寒酸些”。他就拿起拐棒要追打我。他也不曾系统地给我讲什么，我也是从“侍几砚”、“接謦咳之微”中得来的。我懂得文字学、音韵学、金文、清人经解、金石书画等等，其苗头都是从他那里听来。当时济南古书铺老掌柜死了，少掌柜还在，大家都是熟人，把中灶伙食钱领出来，买点书，把听来的自己落落实。所谓学问，就这么一点一滴地积起来了。
说以上这些话的总用意是，要善于向老师学习;做一个学生不简单，要有一定的聪明才智，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，还要有热烈求知的积极性，加之以艰苦勤奋，方能期其有成。
并且，不但处在顺境，要善于学习;就是处在不顺的境遇，也要不抛弃学习。我四十二、三岁的时候，曾到甘肃河西的山丹去劳动一年。那是一个象以后的五七干校那样的所在。百十个人，百分之八、九十是“人民内部”，再加百分之一、二十的“五类”，每人一把锨，自己打土坯盖房，自己打涝池(水塘)，自己开荒，自己养羊、牛、马。时值三年自然灾害，使得我们拔麦子遇见鸟卵也吃，挖地遇到地老鼠也吃，还到电线杆旁捡拾冻死的鸟，烧把野火用搪瓷茶缸煮煮撒点酱油膏吃。在这种境遇下，难道还能够做学问吗?我的回答是，还能。
当时，我们的戈壁滩地，只有靠祁连山上的冰水浇了地，才能下种，才能打粮食。浇水的劳动是特别艰苦的，冰块打到腿上，马上一片血。我的腿，就是这样感染成疮，肿得象粗棒子。照顾我，叫我去放马放牛。一个同事私下说“太史公，牛马走”。卞放劳动不能带很多书，我只带了一本带注的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白文，连杜预的注都没有。怎么办呢?我把马和牛牵到有点水草的地方，让它们安静地吃草，我就坐在旁边读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，做笔记。自然不能用考证的方法读，只好按照某些人藏书图章上所镌刻的“观其大略”的办法去工作。这样做，也是有收获的。例如我想，孔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有它的历史因缘环境。我是说，齐国有晏婴一帮人，有他们的氛围;晋国有叔向一帮人(还有赵文子、名武)，有他们的氛围;郑国有子产一帮人，有他们的氛围;从吴国又来了季札，这个人真了不起，他放着国王不做，到处搞文化交流。他到齐，对齐有评论;到晋，对晋有评论;到郑，对郑有评论。我就想，没有这些历史因缘环境，孔丘这么个大人物能猛古丁地冒出来吗?这就是我读白文的收获之一。
读倦了，看看景色。南方是祁连山，山顶有白雪;北方是明朝杨博修的长城;东边是大黄山，古名燕支山，山中林木茂盛;一你经常可以看到旋风柱，满川乱走。饿了吗?土崖上丛生着构祀，采一点嚼嚼，也不犯纪律。有时饿极了，也找点庄稼的绿尖吃。我平生不会做诗，但当时也诌过几句，其一首云，“杏园十亩有嘉荫，植榆周边渐成林。首蓓夏来贴地绿，芽草雨后似箭喷。醇读唯闻笔触快，马饥频传啮声勤。时见六旬牧驴臾，倦来笑答互温存。”试看，这种边劳动边治学的生活，事后想来，不是也满幸福的吗?
以上就是我为学途程上的一些经历和遭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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