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戴白夜
“日本投降”的消息像平地一声惊雷，把“大后方”百姓积压在心中八年的惨痛、愤怒、仇恨的情感引爆，似火山迸发、水坝崩塌、江河奔泻，山城重庆彻夜狂欢、沸腾了！
1945年8月9日，母亲和我住在老家璧山乡下，下午四五点钟，同院的农民从县城赶场回来，一进院坝就高声喊：“日本投降啦，日本投降啦！晚上县城游行呦！”母亲高兴地喊我：“快换衣服，进城去！”老家离县城有十四、五里路。我随着母亲爬山过岗，向县城急走，一些记忆的碎片，在我年少的脑海里跳跃、“闪回”……
1935年7月我出生在临近重庆的璧山乡下，父亲在重庆一家报馆工作，我家就住在市区。我的童年是在充满抗战硝烟、惊恐不安的“跑警报”和城乡奔波的辛苦中度过的。为躲避日寇飞机日趋一日的狂轰滥炸，父亲让母亲带着我回到乡下老家暂住，待时局稍微缓和，我们一家又在重庆“相对如梦寐”地团聚。我是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启蒙读书，除了“人、手、口、马、牛、羊”之外，记得还有“轰！轰！轰！敌机来轰炸；火！火！火！着火了……”、“阎海文，真勇猛，驾着飞机上天空……”老师也教我们唱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一类抗日歌曲。我曾听大人们讲过“大隧道”的惨案，也随母亲到屋后竹林里躲避敌机，还不止一次目睹了我空军飞机与日寇飞机在空中格斗的情景，与小伙伴一起拍手欢呼过“看，‘乌棒机’来了，‘乌棒机’来了！”（“乌棒机”是当时人们对苏联空军飞机的俗称。这些惨烈的空战记忆，成为一直缠绕我多年的梦魇，每每惊醒。1957年我还写了一首诗《在库里申科墓前》发表在11月1日的《四川日报》上，这当然是后话）。我也曾随父亲参加过一些集会，如欢送他们的热血友人参加远征军去缅甸作战的壮行酒会，那些热恋中的叔叔、阿姨们含泪话别的动情场面还恍在眼前；那撼天动地的“一寸河山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悲壮口号声，仍回响在耳畔……
走着想着，不觉已临近县城，母亲和我落脚在县城正街的“吴庶熙茶馆”，这是远房姨父开的店铺。夜幕降临了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，敲锣打鼓，奋力高呼“庆祝抗战胜利”等口号，此伏彼起；一些人不分性别、老幼、尊卑，相互打着招呼或握手、拥抱，似乎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：“咱们胜利了！咱们胜利了！”
游行开始了。由于街头拥挤，姨爹把我和比我大一两岁的表哥、表姐安排在二楼临街的窗口观看。一会儿，“璧中”（璧山中学）的队伍来了，他们高呼口号，唱着新编的歌曲：“抗战八年胜利到，男女老少齐欢笑，敲起锣鼓放鞭炮呀！你买花生我打酒，要请乡邻好朋友呀！我们开个庆祝会，热烈拥抱喜泪飞呀……”一会儿，唱着“柳连柳”曲调的打“连箫”（北方称之为“霸王鞭”）队伍过来了，他们穿着五颜六色、男女“混搭”的衣服，把脸涂得花里胡哨，边唱边舞，引来阵阵掌声。一会儿，“跑旱船”的队伍过来了，须髯飘飘的老翁和美少女边舞边逗着趣，引人发笑。一会儿，漂亮的“蚌壳精”来了，孙悟空棒打“日本鬼”的表演十分火爆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舞龙灯的队伍，一队接着一队，他们都穿着短裤，光着上身，狂劲而优美地舞着，一些店铺门口都架着风匣、火炉，把铁块融成铁水，一人用勺舀出，一人用木板用力向空中拍打，霎时，满天五彩缤纷的铁花从天而降，落在舞龙者身上，铁花落得越密，他们舞得越欢；他们舞得越欢，铁花泼得越密，双方互相激活、较劲，使游行队伍的欢乐情绪达到了沸点……
已是后半夜了，人们狂欢的热潮逐渐退去。姨爹安排我和表哥、表姐先去睡觉，他们还要吃茶、喝酒、打牌到天亮。
斗转星移。70年过去了，那个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夜，还是那么火爆、清晰地“定格”在我这个年已八旬的老翁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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